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关系人民福祉的重大决策，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研究我国绿色发展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从模型的角度来研究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采用计量经济方法研究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的概念，通常的提法包括“绿色经济”、“绿色增长”、“低碳经济”等。Reardon（2007）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将“绿色经济”定义为“资源、生态限制内最大化人类幸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8）将“绿色经济”定义为：“提高人类福祉、改善社会平等，降低环境风险，改善生态稀缺的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亚太经合会（UNESCAP2005）第五届亚太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提出“绿色增长”的概念，认为绿色增长是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发布《经济增长：超越危机》，呼吁全球绿色增长，认为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经济。Weaver（2005）认为，资源生产率的提高将是21世纪驱动和协调创新活动的主题，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绿色创新。Barbier（2011）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摒弃高污染、低效率的生产技术和能源专项实现低碳高效发展。Makower（2012）认为：绿色低碳是面对新能源与气候危机下，人类必须尽快适应未来的绿色前景进行变革。2012年，在“里约+20”峰会上，全球各国进一步凝聚绿色发展的共识，刷新了绿色经济模式的多元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更是将“绿色发展经济”作为2012年的主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号召全球向绿色经济过渡。罗马俱乐部（2013）再次发布报告《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就自然资源、经济、能源、气候、城市化等细节问题，对未来40年世界宏观经济的可能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总的来看，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在概念和方向方面较多，关于学术方面的研究，国外可参照的文献较少。
（二）国内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我国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但同时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在各种发展理念的影响下，我国逐步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构想，为我国提出的绿色转型战略决策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就绿色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概念内涵、发展模式、战略对策、指标体系、实践应用等等。
关于绿色发展的概念主要包括绿色经济、绿色改革、绿色创新等等。在绿色发展战略方面，金鉴明（2015）认为，绿色发展要以绿色技术和绿色创新来支撑，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制度创新。王永芹（2014）认为，创新驱动是加快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彭斯震（2014）认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要克服传统产业锁定、新型绿色产业内需疲软，以及资源价格与价值扭曲。
在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方面，陈龙桂（2011）构建了包括耕地保有量和增加量等26个评估指标的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李佐军（2013）从减排、增绿、资源结构优化、资源约束，以及竞争力提升五个方面构建了绿色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严耕（2015）首次提出了包括中国省文明发展指数、中国绿色生产水平指数和中国绿色生产发展指数系列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数，实现了综合性量化评价。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环保部、中组部（2016）联合发布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和公众满意程度七个方面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评价，并于2017年首次对评价结果进行公布。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地区数据（由于西藏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暂不考虑），共包含330个样本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二）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绿色发展，因此，因变量为绿色发展水平，绿色发展水平采用超效率模型测度，用固定资本存量、能源消费量、用水量和就业人数作为投入变量，用环境污染排放量表示坏产出来反映环境约束，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好产出。自变量为对绿色发展可能造成影响的有关变量，包括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环保治理力度等因素。同时要考虑一些控制变量带来的影响，包括科技创新、外资利用等。
1、能源结构
煤炭消费比重对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该指标是逆向指标。煤炭消费占比低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煤炭消费占比高，绿色发展水平低。火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可以表示煤炭消费比重，因此，本文选择火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代表能源结构（ES）。
2、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利用效率可以用能源产出率表示，能源产出率是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反映单位能源的产出情况。该项指标越大，表明能源利用效率越高（EE）。
3、环保治理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可以反映环保治理情况，由于地区差异较大，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表示（EG）。
4、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科技创新可以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本文选择年度R&D经费投入表示，由于地区差异较大，用年度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表示（RD）。
5、外资利用
同样用外商投资强度即外商投资占年度GDP比重表示(FDI)。
（三）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6.0采用面板模型对全国各地区数据进行分析。
1、单位根检验结果
Eviews单位根检验包括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通常只要同时通过LLC、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即认为序列平稳。分别对因变量和各自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所示。其中，GI是绿色发展水平，ES是能源结构，EE是能源利用效率，EG是污染治理，RD是创新投入，FDI是外资利用。
2、协整检验结果
RD和EE为同阶单整序列，其他序列为水平平稳序列，并且RD和EE与GI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各序列之间可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对个序列分别进行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两个检验结果均显示，各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对绿色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外资利用、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所示。由于PanelADF-statistic和GroupADF-Statistic更可靠，最终接受绿色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外资利用、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存在面板协整关系。
3、面板模型的选择
通常通过协方差检验来选择模型，协方差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各地区截面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模型的形式为：
4、回归模型诊断
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以全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可选择固定影响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选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在对模型估计时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看，整个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976768，残差平方和为0.7219，F统计量为35.23，DW值为2.62，并且回归残差序列平稳。总体来看，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反应各地区变量影响系数的估计结果如表：
5、回归结果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各地区各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看，各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情况差别较大。
（1）环境治理对部分省份贡献显著
研究表明，环境治理对个别省份绿色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大多数省份的影响不显著。全国6个省份的的环境治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环境治理对少数省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大多数省份来说未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来看，最高的是广西，为3.11。
（2）科技创新对少数地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从回归结果来看，陕西等3省份科技创新的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共有3个省份的回归系数显著。从回归系数看，广西最高为4.82，陕西最低为0.16。结果表明，陕西科技创新回归系数显著性较强，表明陕西科技创新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3）外资利用对个别省份贡献明显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6个省的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贡献具有显著影响，其他省份影响不显著。重庆、广西、河北等省份外资利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总体来看，影响较小，陕西的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贡献影响不显著。
（4）能源利用效率影响基本不显著
结果显示，能源利用效率对各省份影响基本不显著，对湖南、江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影响系数来看，江西较高，系数为0.78，陕西影响不显著。
（5）能源结构对部分省份具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对5省份具有显著影响。海南、湖北、青海、陕西和新疆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表明过去十年这五个地区的能源结构与绿色发展基本保持同步水平。从回归系数看，能源结构影响较大，青海最高，为-11.25。
三、结论
（一）环境治理对陕西绿色发展影响不显著
研究表明，陕西环境治理回归系数无法拒绝原假设，陕西环境治理投资未明显促进绿色发展。
（二）科技创新对陕西绿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的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陕西的科技创新投入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系数较小，影响较弱。
（三）外资利用对陕西绿色发展无显著作用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陕西外资利用回归系数无法拒绝原假设，外资利用对绿色发展未产生显著影响。
（四）能源利用效率并未明显促进绿色发展
研究显示，陕西能源利用效率无法拒绝原假设，能源利用效率对绿色发展未产生显著影响。表明过去十年，陕西的能源效率的提高并未提高陕西绿色发展水平。
（五）能源结构对陕西绿色发展具有明显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陕西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陕西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从影响系数看，回归系数为-0.71，表明陕西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四、建议
（一）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研究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能够促进陕西绿色发展水平。我省要牢牢抓住教育科研这一重要优势资源，继续发挥科教优势，持续推动绿色发展向更高水平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为全省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科技创新打造良好研发环境。另一方面要提高研发成果的实际转化能力，将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使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不断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煤炭作为陕西的主要能源产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对绿色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煤炭消费结构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较大影响。因此，对我省而言，要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势在必行。火力发电是全省煤炭使用的重要方面，在推进火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的同时，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同时逐步淘汰老、破、小和排放不达标电厂。散煤治理也是控制煤炭消费的重要方面，目前全省散煤治理已见成效，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三）优化产业结构
陕西是能源大省，长期以来，能源产业是全省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对能源的依赖度相对较高，这就导致我省产业结构偏工、偏重、偏煤。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全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就倒逼我省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一方面要转变能源生产和转化方式，着力推动能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发展，通过延长产业链提高综合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要发展能源消费少、经济效益高的装备制造业，同时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以及金融、信息、科技研发、商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四）加大环境治理保护
从研究结果来看，环境治理投入对陕西绿色发展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我省环境治理投入较小，影响较弱，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加大环境治理保护，对改善生态环境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今后我省要继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要继续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力度，改善和解决危害环境的有关问题。要坚持源头防治、全民共治，加强污染源治理，有效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要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快解决江河湖泊污染问题，深入推进水污染防治。通过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治理，加大固体废物治理力度，加快推进土壤防治。
